隨著演唱會的“火熱”，與演唱會捆綁的“黑暗”生意也開始“暗流涌動”。

2022年11月，杭州草莓音樂節門口，研一在讀生露絲，在支付給“黃牛”等同于票面價的380元費用后，才發現黃牛手中根本沒票，“更為夸張的是，黃牛竟然要鬼鬼祟祟地帶我‘鉆鐵皮墻而入’，我必然是不同意的，并當即讓黃牛退錢。”

“黃牛原本還非常蠻橫、不想退款，在我表示不退款就報警后，他才不情不愿地把錢還我，當時覺得自己運氣很差。”露絲吐槽道，后來，自己又找到了另一位在門口賣票的小哥，“這回，我是親眼看到了小哥手中的票后，才一手交錢一手交貨，終于進了音樂節現場。”

(資料圖)

露絲的經歷，只是后疫情時代下，大型線下音樂演出票務亂象的序曲。

今年2月中旬，自大型涉內地、港澳臺藝人的相關演唱會、音樂節重新恢復審批以來，包括周杰倫、薛之謙在內的演唱會門票，幾乎都出現了“開搶即沒”的情況。

在小紅書上，關于演唱會搶票的“保姆級”攻略比比皆是。ID為“唐唐的追星日記”的小紅書博主分享到，“想要搶到偶像的演唱會門票，應該提前填好身份證、郵箱、地址等個人信息，將定位改為演唱會所在地，提前選好票檔，只等提交。”

圖/周杰倫演唱會搶票攻略。來源/小紅書燃次元截圖

不過，再多的攻略在搶票大軍面前，似乎都是徒勞。很大一部分觀眾手中的票，最終不得不來自價高且難辨真偽的黃牛之手。

在與“愛豆”（網絡用語中指偶像藝人的意思）闊別3年之久后，大三學生艾琳專程從湖北武漢飛到香港，一連看了兩場韓國男團NCT Dream的演唱會。

但距離還遠不能代表艾琳對自家“愛豆”的喜愛程度，票價才是，“我從票務手中以均價4400元/張的價格，購入了2張票面價值為1688元/張的門票，總共花了8800元。”

只不過，并不是所有歌迷都可以支付溢價如此之高的門票。

森森是周杰倫的忠粉，在官網搶門票失敗后，不放棄的森森曾與幾位微信票務進行過溝通，之后又逛了幾圈二手交易平臺，但最終還是放棄了購票，“票價翻了好幾倍，再加上住宿費、交通費等，實在太貴了。”

在眾多搶票大軍看來，官網票難買，一方面確實是有很多粉絲“守”在電腦前“蹲點”，但另一方面，或是大部分票都落入了黃牛手中。

ID為“胖頭魚”的小紅書博主在名為《問題來了，黃牛票哪里來？科普帖，來補充！》的筆記中寫道，“我們所說的黃牛其實可以定義為票務，只是做大和做小。原則上來講票務是和劇院等主辦單位保持緊密關系，因為爆款只是偶然，更多的是不好賣，所以就會交給票務（處理）。”

換言之，主辦方本身就在二手票的“食物鏈頂端”，官網渠道所占票的比例，無從得知。

除此之外，在許多粉絲們看來，今年演唱會門票難搶價又高的另一原因，在于 “主辦方急著掙錢，粉絲們急著看idol”。

針對黃牛泛濫、觀眾買票難的問題，環球經緯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方梓楠表示，“在售票前，可以考慮制定政策措施，要求活動主辦方向文旅部門報送演出門票數目及渠道代理情況，并予以公示等行政舉措，來前置售票的規范性；在售票時，應規范‘人證合一’，同時對 ‘倒賣票證’‘非法侵入計算機系統’等違反《治安管理法》和《刑法》的做法，進行相應地懲處。”

不過，演出票務市場的頑疾已存在多年，根治之路，還任重道遠。

01

買不到“正價票”的觀眾

3月1日下午5點15分，森森手機鬧鐘上標記的“周杰倫嘉年華巡回演唱會（呼和浩特站）”搶票提醒鈴聲響起的第一秒，他一個激靈，立馬打開票務平臺點擊“搶票提醒”鏈接后，進入場次界面，鎖定價格為800元的門票待付款頁面，緊張地看著時間走向5點18分的 “00:00”，然后按下付款按鈕。

“根本進不去付款界面。”回憶起搶票的全過程，森森表示，等到終于點進去時，票已售罄。

5點58分，周杰倫在呼和浩特站的第二場演唱會門票開搶，森森的“悲劇”也隨之重演了一遍。

更辛酸的是，森森在搶票前自認為做好了萬全之備，并為此信心滿滿。

“那天下午，我號召辦公室另外3位小伙伴一起幫我搶票。在讓他們都提前添加好自己的身份證號碼、郵箱、配送地址等一切可提前填寫的信息后，就等一鍵發送。”森森直言，彼時的自己甚至已經在幻想搶到票之后，定呼和浩特哪個酒店性價比更高。

“理想很豐滿，但現實很殘忍。”森森表示，3月1日搶完兩場演唱會門票均無果后，就已經知道，自己拿到原價票的夢碎了。

但想上“黃牛的車”也并非那么容易，畢竟不是誰都能負擔得起，遠高于票面價價格的門票。

“我先是在二手交易平臺上搜索的門票，價格簡直高到離譜。”森森表示，一位閑魚票務告訴自己，周杰倫呼和浩特站900元/張的票，出價竟然達到了3500元/張，溢價將近300%。

不想放棄的森森，又通過好友推薦填加了一位票務代理的微信，對方表示，“票面價值900元/張的票，現在的價格為1700元。”一番討價還價過后，對方依舊緊咬住1550元/張不放，無奈之下，森森只得作罷。

同樣經歷了腥風血雨搶票大戰的還有艾琳。

艾琳是韓國男團“NCT Dream”的粉絲。此前，NCT Dream的演唱會門票在內地的票務平臺大麥網上開票了1次，在香港的票務平臺快達網開票了2次。3次門票釋放，艾琳每次都發動全宿舍5位小伙伴幫她一起搶票。

“沒有一次成功過。”艾琳表示，NCT Dream在香港的演唱會，原本只開3月25日那場，官方售票渠道也只有快達1個，“但因為第1場演唱會開票后，門票瞬間售罄，再加上內地的觀眾也很多，主辦方就又加演了3月24日（提前于原定場次一天）那場，同時也開放了大麥網的售票渠道。”

“可能因為3月24日是后加場，演出票供給增加了一些，雖然自己沒有搶到，但這場演出的票價稍有下降。”艾琳告訴燃次元，沒搶到票，但又必須去看idol的演出，最后只能選擇了從票務公司手中拿票。

“我買的兩張票的原價都是1688元，但是25日場的門票入手價是5800多元，24日的則是2900多元，溢價幅度差異還是挺大的。”

盡管花費了高達8800元的門票費用追星，但艾琳覺得很值得也很幸運，“貴是貴了點，但幸好票是真的，我也見到了久違的idol。”

02

縱深的灰產

艾琳之所以強調“票是真的”，是因為非正規渠道售出的演出票，不僅價格高，而且真假難辨。

截至4月3日，燃次元在黑貓投訴平臺上搜索“演唱會”，相關投訴量達14362條，涉及的核心訴求包括“假票退款”“假的演唱會門票”“演唱會門票問題”“買演唱會門票被騙”等等。其中，要求假票退款涉及的核心票務（黃牛）渠道包括大河票務網、轉轉客服中心，以及二手交易平臺閑魚上的賣家等。

圖/與“黃牛”的有關投訴。來源/黑貓投訴燃次元截圖

“森森們”演唱會的門票之所以價格又高、又難搶，是因為盤根錯節的演出利益鏈條壓縮了官方票源空間；與此同時，疫情3年，主辦方與黃牛黨需回籠資金，同時觀眾抱持的極大熱情，客觀上給演出票帶來了更大的溢價空間。

胖頭魚在筆記中寫到，“主辦方和黃牛是‘一家親’。”

“黃牛手中的票主要有四種來源，其中，三種都與主辦方有關，第一種，是主辦方將熱度一般的演出以團購價給予非官方票務，交給對方低價處理；第二種熱門演出，主辦方會將票溢價出售給非官方票務，主辦方和非官方票務公司都可以從中牟取利潤；第三種則是非官方票務公司的黃牛，通過在微信群發展自己的下線，將票分發到下線手中；第四種是純粹的個人黃牛，賺取買賣之間的差價。”胖頭魚寫到。

艾琳告訴燃次元，自己購買的NCT Dream演唱會的門票，就與上述第二種情況極為相似。“我是在朋友的推薦下，找到了一家成立于2008年、名為Skyline的票務公司。他們以十幾年的‘口碑’為演唱會門票保真做‘背書’。”

“與此同時，該票務公司在與買家商量好價格后，不會在發貨前漲價，但一錘子買賣的定價基本都要溢價100-300%。”艾琳透露，自己也問過對方票從哪里來的，對方雖然沒有說明是來自主辦方，但話里話外就是“正規渠道”拿到的票，“保真”。

燃次元在小紅書聯系上的、通過微信群發展“下線”的大學生票務代理小圓，或屬于胖頭魚提到的第三種情況。

小圓告訴燃次元，自己每次都是從票務公司直接進貨，拿到明星演唱會門票后，一部分用來直接銷售，另一部分會適當加價給到自己的“下線”——即二級代理銷售，“之后，‘二級代理’是否加價和我無關，再賺多少錢也全憑個人能力。”

燃次元了解到，成為小圓的“下線”，需要先交298元/位的代理費。之后，她會將下級代理拉入群中，進而分享票務引流方法。至于二級代理能拿到的票價，小圓表示，“一般會在票面價的基礎上加100元左右。比如，薛之謙鄭州站717元的票，給二級代理的價格是817元。”

按照艾琳和小圓所透露的情況，如果演出門票被非官方票務公司與代理瓜分，那么，通過官方票務網站售賣的比例就會被大幅壓縮。

艾琳還透露，“Skyline在演唱會售票群中曾告訴粉絲，香港的票務市場公開允許將70%的票分發給不同渠道，官方票務網站只售賣30%。”燃次元就此比例向Skyline的官方微博進行求證，截至發稿，對方未予回復。

此外，艾琳還表示，“內地官網能拿到的票源占比我并不清楚，但以我多年的搶票經驗來看，多半也不會太高。”

而在許多業內人士看來，之所以消費者會覺得今年的票如此難搶，很大程度是因為主辦方在今年格外 “饑渴”，“因為過去3年，大型音樂廠牌、演出公司在疫情的痛擊下均受到了重創。”

即便一些公司能堅挺到今天，但在資金方面大規模承壓也是不爭的事實。因此，當演唱會等大型線下活動開放審批時，對音樂演出公司而言可謂是久旱逢甘霖。

“基于此，他們今年給到非官方票務代理的價格就會比往年高，黃牛們的票價基數也就此抬高了。與此同時，看到演出市場迅速蘇醒，入局的下級代理變多，票經手的代理鏈條變長，票價進一步被抬升。” 一位業內人士對燃次元分析道。

如上述業內人士所說，曾經在摩登天空工作的莉莉表示，線下演出曾是摩登天空的主要業務，也是公司的收入來源。“但去年，整個公司只舉辦了6場演出，而在3年前，這個數字至少是兩位數。沒有來源，公司也只能節流。2021年與2022年底，公司經歷了兩場裁員，去年年底的那場，我不幸也‘中了彩’。”

據艾琳透露，對粉絲而言，強悍的競爭對手，還包括靠技術在官方平臺上代搶的電商平臺。

燃次元在淘寶上搜索“演唱會代拍”“演唱會搶票”，與之相關的賣家數量不乏百余家。在經過與部分代搶客服溝通之后，燃次元了解到，代搶票價基本會在原價基礎上加價300-500元。不過，也有更夸張的。比如，周杰倫某場演唱會第一排的代搶票價高達24800元，而原價則為2000元。

圖/周杰倫演唱會代拍。來源/淘寶App燃次元截圖

在大量技術代拍、代搶的面前，真人粉絲往往會敗下陣來。

但森森也透露，想要便宜、避坑的同時，又盡可能實現看演唱會的想法，可以考慮去現場碰運氣，當然需要犧牲掉觀看演唱會的完整體驗感，“我有一位朋友，曾經蹲守在周杰倫某場演唱會的舉辦地門口，等到演唱會開場半個小時后，順利從黃牛手中半價買下了原價1200多元內場票。”

03

票務困境何解？

盡管當下演出市場，因沉寂許久后的供不應求導致票價上漲，甚至一票難求。

但事實上，對于整個演出市場而言，二級市場的票務亂象由來已久。熱門演出門票一售即空、黃牛票價高且真假難辨等問題，一直是觀眾的痛點。

方梓楠表示，從提升用戶購票體驗的角度來說，票務平臺應該從門票核驗機制出發，落實購票、轉票、驗票全流程的實名制，以提高黃牛收票、屯票的難度和成本。從技術層面來看，則可以考慮引入區塊鏈技術，使門票流轉過程可查可鑒。

其實，近5年來，自從線上黃牛激增，一些官方票務平臺已經對演唱會、音樂節等大型活動的門票售賣機制進行了優化。

據大麥網相關工作人員介紹，目前，很多演唱會都是訂單限購，一般是每個賬號最多購買2張或者4張，且一張門票對應一個證件號。與此同時，大麥平臺的電子票只支持線上轉贈，轉贈過程中根據不同演出的要求可能需要完善接收人的姓名、身份證、手機號等信息。

“用身份證來限購的機制，對同一購票者同場次大規模購票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。”該工作人員表示。

此外，正規票務平臺也一直在打擊各種“機刷”“人肉代搶”的“黃牛”行為。例如，“2019年林俊杰‘圣所2.0’世界巡演”中，票務代理一方，多次取消了“黃牛”訂單，并且將這些票重新上架，向普通觀眾銷售。

只不過，即便如此，如今的線上賣票、轉票與退票機制，對于黃牛而言，仍有空子可鉆。“只要手握多張身份證，比如N張就可以憑借限購來購買2N張（4N張）演唱會門票，可以轉贈的數量依然不少。”艾琳對燃次元表示。

“而如果禁止實名制轉贈，確實會進一步限制黃牛，但同時也會進一步限制普通觀眾的出票需求。”一位資深票務工作者告訴燃次元，“如果有觀眾因為工作原因，或者身體不適等原因，自己去不了演唱會現場，那既不能轉贈，又不能退票，就會造成一定的損失。”

上述工作者還表示，“徹底放開退票，在方便了普通觀眾的同時，也會給黃牛帶來一定的便利。比如，一些并不火爆的演出門票，可能由于黃牛判斷錯誤，在開票初期大規模被搶購，而臨近演出的時候又被黃牛退掉，這樣就會給主辦方帶來很大的經濟損失。”

由此可見，買票與轉票的實名措施背后，還存在多方復雜的因素需要考量。

在方梓楠看來，官方票務平臺和主辦方對票務亂象的整治，是缺乏動力的，“單從經濟利益上考慮，對黃牛采取措施需要在技術、人員上有投入，但卻并不會為票務平臺帶來任何直接的經濟收益。主辦方還涉及和非官方售票渠道分成，兩者的利益是捆綁在一起的，因此，自身整治也意味著‘利空’。”

“在行政和司法方面強化有關措施，或許對演出票務行業的規范化更加有效。”方梓楠進一步補充道。

“譬如，在售票前，可以考慮‘要求活動主辦方向地方文旅部門報送演出門票數目及渠道代理情況，并將相關數據予以統一公示，并結合特殊票源采取限流措施’等來防范風險。在售票期間，應及時攔截 ‘倒賣票證’‘非法侵入計算機系統’等違反《治安管理法》和《刑法》的做法，并進行相應地懲處。”方梓楠表示。

身為消費者的艾琳則建議，官方網站釋放出的門票占比應該高一些，“如果規范了官網票的市場份額，基數增大了，觀眾能搶到的幾率至少會大一些，哪怕票價高一點我們也能接受。”

不難看出，盡管與整治票務相關的建議有很多，但正如上述多位票務工作者所說，“演出市場的‘黃牛’亂象已是舊疾，想要根治，仍道阻且長。”

*文中露絲、艾琳、森森、小圓、莉莉為化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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