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2月，投中網在《人民幣VC的一層恐懼被揭開了》的一文中提到：當下人民幣基金在早期階段不愿重倉，鮮有實現α回報的投資案例。但近期，筆者在梳理國產替代領域的相關項目時，發現部分即將退出的案例其回報率遠超預期，甚至個別項目絕對收益高達百億。

(資料圖)

比如，國產CPU龍頭海光信息。

去年8月，海光信息在科創板上市，受到媒體廣泛關注，被譽為“年內半導體行業最大一筆IPO”。

如果翻看其融資歷史就會發現，自2014年成立后，海光先后獲得五輪融資。投資方是清一色的人民幣基金，包括中科曙光、成都高投、長虹電器、金石投資、天創資本、國科控股等。可以說，海光信息的IPO是近期人民幣基金的一場盛宴。

那么這些機構到底賺了多少錢？

筆者梳理相關投資信息發現，成都國資在這一項目上收獲頗豐。先以成都高投為例。據成都高投披露的信息，2016年成都高投集團作為初始投資人，向海光信息投資4億元成為戰略股東（當時一同出資的還有成都產投集團）。

2018年11月26日，中科曙光發布公告稱，分別與成都產投、成都高投簽訂了《產權交易合同》，以掛牌價人民幣10.7億元取得海光信息10.92%股權。這意味著在2018年時，成都高投已經收回本金。

而在2022年海光信息上市時，成都高投仍持有公司1.376億股。當時，海光信息的IPO發行價是36元。如果按照發行價計算，其賬面收益已高達49.54億元。今年開年以來，AI芯片版塊在ChatGPT等概念的推動下一路走強。4月13日，海光信息的股價為76.22元。成都高投對應的持股市值為104.88億元。

七年時間，豪賺百億。

如果再細扒一下就會發現，成都國資在這個項目上賺得盆滿缽滿。

據海光信息的財報顯示，成都國資為公司第二大股東（包括成都產投、成都高投和成都集萃，三家公司為一致行動關系）占股17%。對應市值約為301億元。綜合成都高投官方公眾號、《每日經濟新聞》等媒體報道，成都國資共計投入的資金不超過15億元。這意味著在成都國資在海光信息這一項目上浮盈280億（以上）。

雖然最終收益還得等到今年8月解禁之后才能知曉。但預計其絕對收益，在近期一級市場的退出案例中，應該是T1甚至T0的存在。而與成都高投在同一階段進入的其他人民幣基金，自然也收獲不菲。

海光信息的退出案例道出另一個問題：國有資本如何做好風險投資？

我先放個結論：成都這一單投資的表現，堪稱頂級VC，它的特殊性在于，投資標的并非是本地的資產整合、剝離而來，整個案例是有意識的sourcing、決策、投資的結果。而結果有兩方面，一方面是投的最早，一方面是回報可觀。

談獨特性就得有比對，我們來論證一下。

我們可以對比同為明星項目的廣汽埃安。2020年，廣汽集團將旗下新能源子公司拆分獨立，獲得廣州產投、廣州基金、越秀產業基金等地方國資和其他市場化人民幣基金的投資。廣汽埃安代表了地方國資的一種投資策略，抱團本地產業巨頭的明星項目，通過資源整合，一起將企業做大做強，來推動區域經濟發展。這種模式十分常見，比如粵芯半導體、正泰安能等都是如此。

如果類比的話，這種投資更偏“資源型”，就好比你在VC/PE市場里，京東把物流拆分了，你能拿得到份額——這跟早期投資不同，這證明的是實力，不是眼光。

而成都國資投資海光信息則是走了另一條路子——梳理本地產業鏈，通過“查漏補缺”的方式投資早期項目。

具體而言，集成電路產業一直是成都的支柱產業。早在2003年，成都就引進英特爾，隨后京東方、德州儀器等公司相繼落地成都。到2015年前后，成都擁有芯原微電子、虹微、華微、國科微等50余家設計公司。還擁有生產芯片封裝膠產品的硅寶公司、生產拋光材料的時代立夫。此外也不乏梅塞爾、林德等氣體配套企業。

完善集成電路產業鏈是當時成都國資的投資策略。

海光信息就是這一策略中的一環。據此前《每日經濟新聞》報道，成都在2015年前后就已經計劃通過投資的方式，來培育集成電路賽道的國產替代項目。隨后在尋找項目的過程中，得知中科曙光旗下的海光信息在布局國產CPU的業務，于是便很快聯系上該項目，尋求投資合作。這才有了7年之后，百億級回報的投資案例。

聚合資源的抱團投資，和沿著產業鏈的縱深投資，體現著不同城市產業發展的不同情況。北上廣深巨頭公司林立，圍繞本地巨頭公司的孵化項目和上下游企業進行投資，不僅能夠降低風險，還能夠將資源整合，實現區域利益最大化。而對于成都而言，本地巨頭企業相對一線城市較少，主要依托優勢產業鏈，來投資和培育“鏈主”企業。

投資海光信息后，海光的兩家核心子公司——成都海光集成電路設計有限公司、成都海光微電子技術有限公司很快便落地成都。成都高新區“通過提供孵化空間載體、協調銀行提供大額資金支持等多方面創業扶持。”幫助海光成長為成都集成電路賽道的“鏈主”企業。

從進入時間上看，成都國資也趕上了一個“好時機”。成都國資最早投資海光信息是2016年。根據CVSource投中數據顯示，2016年國內共成立901支政府引導基金。但到了2022年，政府引導基金就增長至1531只。

毫不夸張地說，各地政府設立的引導基金已經多如牛毛。如果現在投資國產替代的CPU項目，成都將面對著更多的競爭對手和更高的企業估值。

海光信息不是成都沿著優勢產業鏈成功押注早期項目的孤案。

我們不妨再舉一例。2007年，成都高投、成都產投投資了中航無人機的天使輪。2022年6月，中航無人機登陸科創板。這是成都沿著航空航天這一優勢產業鏈投資早期項目的又一案例。而在成都高投67起公開投資案例中，更不乏瑞波科、奕斯偉等半導體或新材料賽道中的早期項目。

當下“股權財政”成為業內熱門話題，已經有了“合肥模式”“深圳模式”和“蘇州模式”。成都要進一步回答的問題已經很清楚了：能不能走出一條“成都模式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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