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融重器，事關重大。

從2012年的2.19萬億元，到2022年的27萬億元，十年時間，中國公募基金的市場規模翻了12倍。這一趨勢，目前仍在持續。

(資料圖片)

時代在變，市場在變，基民也在變，但總有東西不變，那又是什么？

01 中國基金三十年

“你買基金了嗎？”

“當然買了。去年跟風買的白酒，還有醫療，開始賺了點，現在都跌哭了。”

“醫療加白酒，等于全沒有……”

類似這樣的對話，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。在網絡熱搜榜上，“基金”二字也時常出現，網紅基金經理蔡嵩松，稱呼常年隨著業績，在“蔡總”和“小蔡”之間搖擺，一度三個月四次登上熱搜。

基金，已成為我國民眾最重要的投資理財渠道之一。據公開數據顯示，截至2021年底，我國基金投資者已經超過7.2億人，位居世界第一。每兩個中國人里，就有一個買過基金。

公募基金總規模上，位居亞洲第一，全球第四，僅次于美國、盧森堡和愛爾蘭。后二者的規模之所以如此突出，主要在于當地注冊的基金可在歐盟及全球多地自由銷售，且享有優惠政策和移民投資的價值，從而成為很多國家的基金進軍海外的注冊地。拋開上述原因，從為本國民眾投資服務的角度，中國公募基金規模已是世界第二。

從1992年第一只經人民銀行總行批準設立的基金“淄博鄉鎮企業基金”面市，到“全民養基”，中國基金行業的發展，走過了漫漫30年。

相對于改革開放，基金開始進入內地的時間要稍晚一些。

1992年成立的淄博鄉鎮企業基金，被認為是國內第一家比較規范的投資基金，首次發行規模達1億元。此后數年，全國先后設立75只基金，業內稱之為老基金。

絕大多數基民所理解的基金，指的其實是“公募基金”，它的出現，還要等到1998年。

1998年3月5日，第一批兩家基金管理公司——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和國泰基金管理公司分別在深圳和上海成立。同年3月27日，基金金泰、基金開元獲準發行，標志著我國證券投資基金元年的到來。

彼時，由于市場認知不足，剛發行的新基金還曾被當作股票來進行炒作。比如金泰上市交易時，開盤價就達1.45元，并在此后連續漲停，一個月后漲至2.43元，漲幅超過140%。

隨著市場退潮，最早的基金熱很快降溫。這也預示了一種可能性：基金這種金融產品同樣會大漲大跌。

2001年9月，第一只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“華安創新”設立，拉開了中國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時代的序幕。直到2004年，證券投資基金法正式出臺，中國公募基金才正式步入正軌。

在這一時期，新生公募基金的表現普遍不佳。這在于公募基金主要投資于股市，而2002年至2005年，A股正處在一波長達數年的大熊市中。

這種歷史淵源，開啟了基金與股票的深度綁定，由此成為投資領域的一條主線。

隨著2006年至2007年A股大牛市的到來，公募基金規模得以快速擴容，從千億規模擴展到萬億規模。也就是在這一時期，基金開始逐漸被國內民眾所熟知。

擴容的背后，是國內民眾高漲的參與熱情。

基民老水正是那段時間投身市場的一員，他把省吃儉用攢下的4萬多元，買進了6只基金。開始賺了一些，但隨著2008年大熊市的到來，他的基金開始跌跌不休。

2008年10月，無法忍受虧損的老水選擇割肉，將基金贖回清盤，虧損接近2.3萬，直接腰斬。這讓老水立下決心：永遠不再購買任何基金！

老水的決心，也是許多基民的共同心態，受此影響，公募基金的規模未能進一步擴張。直到2013年，余額寶及互聯網金融的火爆，公募基金借助移動互聯網，才又開啟了新一輪快速增長。

通過產品數量，可以直觀感受到國內公募基金的爆發式增長。

2013年，前一輪熊市的尾聲，國內公募基金產品約為1500只左右。2016年，經歷過又一輪牛熊之后，公募產品數量達到3800只左右。2019年，公募基金數量來到6000只左右。

隨著2020年結構性牛市的到來，公募基金產品數量首次破萬。到了2022年，公募基金產品突破1.6萬只。相比之下，2022年二季度末，美國市場的共同基金也只有11538只。

十年翻十倍，產品數量超美國，基金在中國民眾的投資選擇中，開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。

之所以如此，首先在于，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，用投資理財來實現資產的增值保值、對沖通脹，逐漸成為剛需。其次，隨著80后、90后甚至00后步入社會，年輕一代對基金的接受速度更快，更樂于進行投資“搞錢”。最后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，讓基金買賣更為容易，即便是年過古稀的老人，也可以在網上很方便的購買基金。

盡管公募基金的規模和投資者在變，它的投資本質卻從未改變，而基金經理作為一支基金的靈魂人物，自然成為基金、基民共同關注的焦點。

02 基金經理，與金錢共舞

在知乎上，一條關于“如何評價基金經理及基金的選擇”問題下，點贊最多的回答很干脆，挑選基金經理只有兩個標準：

第一，業績牛，第二，業績持續牛。

毫無疑問，業績是考驗基金經理的核心指標。

中國基金行業的初代“基金一哥”王亞偉，就是憑借過人的業績表現，一度成為眾多基民心中的明星。

王亞偉最早管理的一只基金，是1998年成立的華夏基金旗下的基金興華。從當年4月28日到2002年1月8日其離任，基金興華的凈值增長率是84.86%，同期上證綜指漲幅為18.79%。

此后，王亞偉還執掌過華夏大盤基金、華夏策略混合基金等產品，在掌管華夏大盤期間，該基金的總回報率達1027.87%，成為當時唯一一只累計凈值超10倍的基金。

21世紀最初十年，正是王亞偉大殺四方的時代。此時A股市場的特點之一就是上市周期長、借殼上市多。而他也并不諱言自己對重組上市的青睞，認為這是我國證券市場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，蘊含著很大的投資機會。

這是王亞偉的成功之處，卻也讓他備受爭議，最終在2012年5月，王亞偉離開華夏基金，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。

此后，王亞偉轉戰私募基金，但并未能再現當年的輝煌。

在王亞偉之后，“公募一哥”這個名號之下，先后出現過任澤松、劉格崧、張坤等人的名字。其中，又以張坤呼聲最高，而他在2020年，成為中國首位掌管千億規模的權益型基金經理。

在張坤崛起的背后，還有一大批明星基金經理，比如諾安基金的蔡嵩松、中歐基金的葛蘭、興全基金的謝治宇、富國天惠的朱少醒、景順長城的劉彥春等等。這些“頂流”基金經理手中掌握的資金規模動輒數百億，乃至上千億，在基民中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。

隨著基金的大舉擴張，以及年輕基民的入場，市場中明星基金經理“飯圈化”一度流行。“買基金，就是買基金經理”的理念，逐漸深入人心。

明星基金經理受到市場追捧，可以為產品吸引來大量資金，這也為其隨后的業績埋下了隱患。

投資界有句名言：規模是業績的敵人。管錢越多，實現超額收益的可能性就越低。而與股市深層綁定的基金，隨著近一兩年A股行情不再，明星基金經理們也開始褪去光環。

公開數據顯示，截至2022年8月底，基金市場共有21位管理規模300億以上的權益類頂流基金經理。其中，18位的旗下基金虧損超過10%，14位虧損超過15%，葛蘭、蔡嵩松、曲揚等旗下部分基金年內虧損甚至超20%。

以至于網民編出了這樣的順口溜：“家里有錢花不完，中歐醫療找葛蘭。腰纏萬貫沒人分，易方達里有張坤。”一時間，明星基金經理紛紛“塌房”。

不過，雖然丟了面子，但基金經理們的個人收入卻影響不大。因為基金經理的收入來自基金的管理費，與業績無關，這也是很多基金不斷做大規模的內在動力之一。

不僅如此，作為距離金錢最近的一批人，基金經理利用“老鼠倉”等違法違規手段，賺取非法收益者也屢見報端。面對這一群體的高收入，基金賺錢時，基民還可以接受，虧錢時，雙方的矛盾就變得尖銳起來。

在很多基金經理看來，基民虧錢，并不能全怪基金業績不好。同樣，在很多老基民看來，想通過基金賺錢，提升自己的認知更為關鍵。

03 基民：為什么虧錢的總是我？

2020年初，一位08年入市的基民老曲，遇到了通過投資基金買房的前同事，讓他重新對基金燃起希望。

從同事那里，老曲了一系列寶貴經驗，比如“管住手”，比如“不要頻繁操作”等等，一句話，基民自己要不斷學習，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。

老曲覺得虧錢的原因在自己，市場上則有很多數據和研究報告，支撐“基金不虧錢”的觀點。

2006年至2020年，偏股型基金指數累計漲幅接近1300%，年化收益率超過19%。但來自基金業協會的另一項數據顯示，截至2018年，自投資基金以來盈利的客戶僅占41.2%。

一邊是偏股型基金年化19%的高收益，一邊是近60%的基民虧錢。似乎，基民虧錢，真的不怪基金業績。

真的是這樣嗎？

其實，“基金賺錢，基民虧錢”，是一個經常被討論的現象。

據2021年10月發布的《公募權益類基金投資者盈利洞察報告》顯示，投資收益的高低，主要取決于基民自身的投資行為。其中，其盈利水平與持倉時長高度正相關。

比如，持倉時長小于3個月的基民，平均收益率為負，盈利人數占比僅為39.1%。而如果持倉時間超過十年，基民的平均收益率高達117.38%，盈利人數占比達到98.41%。

這份報告還開創性地提出了一個公式，即“基民投基收益=基金損益+基民行為損益”。根據這個公式，在基金損益為正的情況下，基民虧錢，就應該歸咎于基民錯誤的投資行為。

具體到投資行為，該報告指出，定投基民的盈利人數占比和平均收益率水平，均高于非定投基民。而在交易頻率方面，交易次數越多，盈利情況越差。

數據顯示，基民平均每月買賣行為不足1次，盈利人數占比達55.14%，平均收益率為18.03%。而如果每月買賣次數達到3次以上，盈利人數占比則不足45%。

因此，基民不理性的投資行為，對虧錢確實負有一定的責任。其中，年輕投資者尤為明顯。

據《Z世代基民洞察報告》顯示，在受訪的18歲至27歲的已參加工作或大學在讀基民中，最短持有基金時間平均為2.4個月，短于1個月的比例達到44%。

易方達基金董事長詹余引曾表示：基金掙錢，持有人不掙錢的很大原因，是中國主動權益基金平均贖回率非常高。2015年中國主動權益基金的平均贖回率是250%，現在是115%，大概10個月換手一次。

“基金盈利，基民虧錢”現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，仍在于基民不能擺脫“追漲殺跌”、“頻繁買賣”等錯誤的投資行為，根源還是在于心理弱點。

管住手，是多么痛的領悟。自己的錢，還是要自己做主。

但是，把虧錢“甩鍋”給基民不能戰勝人性的弱點，基金機構和基金經理就可以置身事外了嗎？

顯然這并不合適，因為在很多時候，基金經理的操作，實際是在挑戰基民的承受能力。

低位買入白馬股，是長期穩定收益率的來源。比如在100元買入寧德時代，當股票在300元至700元的區間反復震蕩時，基金經理的年化收益率仍然很高，但600元入場的基民，心理壓力卻要大得多，很難心態良好地與基金經理一起扛過風雨跌宕。

此外，有的基金經理為了“搏出位”，投資風格偏向極端，熱衷于追熱點、押賽道。對了，名利雙收，錯了，也不耽誤自己拿管理費。收益與責任不成正比，也讓基民更易成為某些基金經理“豪賭”的墊腳石。

當然，無論虧錢的責任在誰，擁有27萬億規模、7億基民的基金市場，都已經成為一個金融“巨無霸”。這種情況下，提出問題很重要，如何在穩定持續發展中解決問題，其實更重要。

04 金融重器，向何處去？

伴隨著全球局勢的動蕩和A股的持續下挫，目前的基金市場，再次走進了低迷時期。

數據顯示，今年前三季度，國內主動權益基金（剔除ETF、指數型以及今年新成立的基金）基金中，僅282支取得正收益，占比4.15%，虧損基金占比高達95%。

一邊是重要性日益增加的金融重器，一邊是“綠肥紅瘦”的基金收益，這種矛盾下，行業很難持續向好。

于是，基民們開始段子頻出，而基金發行難如約而至。

回看中國基金業一路走來的30年，這種情況已經反復出現過多次。用基金行業的一句經驗總結，就是“好做不好賣，好賣不好做。”

這句話的意思是，基金產品少人問津、發行困難時，往往也是未來收益最好的時候。2018年時，A股在2500點徘徊，基金發行進入“寒冬期”，但回看那一時期，卻是最近幾年最佳的入場時機。

但很多時候，基金公司和基金經理為了追求規模最大化，往往在高點仍然加強銷售，努力做大規模，以至于許多晚進場的基民被套在高點。

這種“屁股決定腦袋”的利益導向機制，還帶來了一個典型現象：

基金公司“什么熱，賣什么”。從抱團以白酒為代表的核心資產，到追趕大火的新能源，再到軍工、半導體、國產替代等等，幾乎每一個板塊大火的背后，基金公司都會推出大量的相關產品，誘導基民加快進場。

之所以如此操作，在于基金公司和銷售機構的收入主要來自兩個地方：一是交易環節的申（認）購贖回費，二是保有環節的基金管理費和銷售服務費。

前者與交易規模正相關，后者與基金保有量和結構正相關，但都與基民虧錢不沾邊。所以，基民是虧是賺，除了影響新產品的銷售，并不影響當前基金管理方的收入。前述基金經理的問題，就是這一機制的典型表現之一。

為了從根源上解決問題，今年4月，證監會發布了《關于加快推進公募基金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》。

這份《意見》明確要求，基金行業發展要以投資者利益為核心，正確處理好規模與質量、發展與穩定、效率與公平、高增長與可持續的關系，著力提高投資者獲得感，切實做到行業發展與投資者利益同提升、共進步。

這為7億乃至更多基民迎來更友好的基金投資環境，打下了發展基礎。

2022年8月，告別基金15年后，老水在網上立帖為證，宣布自己再次入市。他覺得，基金是保值增值的好工具，只要認真加以研究，加上一定的技巧，獲取收益仍然是大概率事件。

投資，說到底還是一場自我修煉。

參考文獻

[1]《“基金賺錢、基民虧錢”，全是基民的錯？》薛洪言

[2]《2022股票基金大PK：誰最賺錢，誰最坑？》市值觀察

[3]《公募20年，誰是基金經理中的“領頭羊”？》星圖金融研究院

[4]《頂流基金經理“翻車”：多位虧損超20% 規模和業績難兩全》21世紀經濟報道

[5]《2022基民投資圖鑒：“固收+”也虧錢，貨基落入“1”時代》經濟觀察報

[6]《中國公募基金二十年風雨路》趙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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